丙(10)：张多勇、李并成《义渠古国与义渠古都考察研究》
【作者简介】张多勇，甘肃华池人，历史学博士，陇东学院教授、硕导，范仲淹研究会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敦煌学会理事，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庆阳市荒漠化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具有西夏文释读、翻译能力，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荒漠化防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在陕甘宁蒙毗邻地区，骑摩托车行走60多个县、行程6000多公里，通过野外踏勘，发现了众多秦汉等古城遗址，包括义渠戎国的古都遗址，搞清了丝绸之路陇山以东走向，并命名为回中道、泾河道、茹河道、马莲河道、秦直道、洛河道、延河道、榆林道。
李并成，山西运城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导，西北师大敦煌学研究所所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主要从事敦煌学、历史地理学、沙漠化防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原刊】《历史地理》第三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感谢张老师赐稿！
【来源】“史学研究”2016-10-13。
【编辑】孙思瑶
在以商周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发展壮大、控制中原地区的时期，在西北地区出现一支戎族建立的国家——义渠戎国。义渠戎国与商周既对抗又融合，后来被崛起的秦国步步攻灭，控制义渠戎旧地成为秦国称霸西戎的基地。义渠是商周时期西北地区古老的一支民族，也是华夏诸国所攘灭的最后一支戎族。义渠从商朝末期武乙三十年（前1118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至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国正式灭掉义渠国，前后历846年；从秦厉公六年（前471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到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秦与义渠抗衡前后200年。义渠戎国参与韩、赵、魏、燕、楚伐秦，在秦晋之间，纵横捭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墨子》云：“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可见义渠风俗重火葬，未能留下墓葬，使义渠国文化研究缺乏有力的考古资料，加之历史文献对义渠戎国历史的记载也只是片言只语，这就使在中国有过800多年历史的民族政权，为人所知者甚少。义渠戎国的都城地望尚有争议，义渠戎国的疆域尚不清楚，对义渠戎国的生产方式的研究过于笼统，有学者断言“义渠戎就是犬戎”尚无证据，“义渠国文化渊源是寺洼文化”的观点证据尚且不足，有必要对义渠戎国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义渠戎国古城
古史关于义渠戎国的记载，最早见于《竹书纪年》：商代武乙“三十年（前1118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商代义渠有君，说明义渠已经建国，并与西陲的周有过冲突。《周书·王会解》载：西周成王时，成周之会， 诸侯朝贡“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 东晋人郭璞注《山海经》亦引此语。清人王梓材《世本》所列殷商无氏可纪者诸国：“艾应、肃慎、貌胡（即林胡）、楼烦、獯鬻、义渠、西洛鬼戎、丹山（即始呼之戎）、东夷。”有义渠，虽不明确其所居方位，但与楼烦、獯鬻、鬼方同时存在，而不是所属关系；西周无氏可纪者诸国：“邶、墉、暴、西王、西戎、西申（即申戎） 翟豲之戎、北唐、河宗、肃慎、渠叟、楼烦、义渠、东夷。”西周亦列出义渠；东周无氏可纪者诸国：“胡归姓、道（附楚道氏）、郭、邿、鄢、崇、于余北、钟吾、鲁梁、绵诸、大荔、义渠、东夷。” 亦有义渠；战国无氏可纪者诸国：“费、戎、林胡、楼烦、大荔、义渠。”还有义渠。可见义渠国历商、西周、春秋、战国，一脉相传不间断八百多年。虽然我们不能得知其是否有八百年的建国史，但至少是八百年来对一个部族的统一称呼。
关于义渠的历史，只有些许与秦国交往的零星记载，加之义渠风俗重火葬，没有墓葬供今天考古发掘，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都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借助义渠留下的古城遗址探索义渠文化。
《后汉书·西羌传》载：“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筑城，是定居的标志。义渠筑城数十，不同程度地展示出它们的社会进步和有组织的防御。《史记·秦本纪》载，“秦伐义渠，取郁郅”，郁郅，秦置县，治所在今甘肃庆城县。秦惠文王改元十年（前315 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取这二十五城，是否都建立县治，不得而知。但义渠国“筑城数十”，说明其社会集团规模庞大，其所需管理机构复杂，可能形成多级多层次的社会政治结构。我们认为义渠的城防就是其社会政治结构多级多层次的反映。就此推论，义渠是名副其实的王国，王国之内，有多级多层次的社会政治机构，还有可能分部进行区域治理。
义渠的城防建设非常发达，我们意图通过对战国城址的考察，了解义渠国的基本情况。
笔者近年来在陕甘宁蒙毗邻地区进行古城遗址考察，行程20000多公里，发现在许多汉代城址的文化层下面有春秋、战国地层，其建筑残件、所用陶器与秦文化无异。如：秦汉郁郅县古城遗址（今甘肃省庆城县北5公里麻暖泉遗址），面积260×270平方米；秦汉泥阳县古城遗址（今甘肃省宁县庙嘴坪），残存315×150平方米；秦汉义渠（道）县（今甘肃省宁县米桥乡蒙家村古城遗址），面积1288×660平方米；秦汉弋居县古城遗址（今甘肃省西峰区肖金乡南庙村米王古城遗址），面积290×450平方米；秦汉大要县古城遗址（今陕西省长武县相公乡），面积200×300平方米；秦汉泾阳县（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安国镇油坊庄），面积300×200平方米；秦汉朝那县（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古城镇），面积400×400平方米；秦汉安定县（甘肃省镇原县开边乡刘路庄），东西长360米，因河流残蚀南北仅余180米；秦汉彭阳县（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太平镇彭阳村），面积450×350米；安武县（甘肃省镇原县曙光乡川口古城遗址），面积250×300米；秦汉安俾县古城遗址（甘肃省镇原县三岔乡古城遗址），面积400×400米；汉代略畔道（甘肃省合水县板桥镇）面积100×400米，以上古城遗址都有战国文化层，均系义渠国古城遗址基础上建立的秦汉县治。
以上12个义渠戎国古城的周长多在1000米左右，依照李并成先生考定古城规模的标准，此遗址当具汉代县城规模。这些古城遗址中文化层以绳纹板瓦、筒瓦为主的建筑残件和以细绳纹为主的陶器残片较为丰富，春秋、战国文化层厚度在1米左右，秦汉文化层较为深厚，反映了秦汉在此置县。
另外还有春秋、战国古城遗址，不足县城规模，如黄坪古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镇原县屯子乡沟卢行政村大岘子村自然村，面积70×100平方米；党原古城遗址（甘肃省泾川县党原乡），面积100×100平方米；西沟古城遗址（甘肃宁县焦村乡西沟村），周长600米；白马庙古城遗址（甘肃华池县南梁乡白马庙村），面积150×80平方米。这些古城遗址，在春秋、战国时期，当属于义渠戎国控制的范围，即是义渠古城，这4个义渠古城没有被秦汉利用设置县城。
以上16座义渠古城的发现，虽然距离义渠“筑城数十”尚有差距，甚至不及秦惠文王改元十年（前315 年）一次“伐取义渠二十五城”之数，但义渠古城是义渠留下的重要文化遗迹，在义渠未保留墓葬的情况下，是义渠的关键文化遗存，是复原义渠古国文化唯一的遗址资料，也是打开义渠古国神秘橱窗的钥匙。
这些义渠城址大都选在河流交汇的河谷地带。陇东、陕北地区，年降水量在400－700毫米之间，河谷地带自然条件优越，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交通比较便利，于这些河谷地带筑城，控制河流交汇处的交通要道，使之成为重要的人口聚居地和农商文化中心在所必然。义渠古城也有部分在黄土残塬上，如秦汉义渠（道）县遗址、秦汉弋居县、党原古城遗址、西沟古城遗址，都在黄土残塬上，大要县古城遗址在二原（低原），义渠在黄土残塬建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对黄土残塬的开发做出了贡献。义渠古城多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许多县城的下层地层都有新石器时代、寺洼文化、商周文化层。汉朝以后各代大多沿用，时至今日它们多数仍是市、县、集镇的所在地。
这些古城遗址都是夯土版筑的城墙，夯层多在10厘米以下，古城多为长方形，城墙墙体保存不多，城墙找不到马面。但是深达1米以上的文化层中以布纹瓦片为主的建筑残件密集，有的今天尚可装上千卡车，文化层的边缘稍作试探，即可看到耕土层下的夯层和墙外的城壕，复原古城难度不大。采集到的陶器均为细绳纹，多为碎片，无法得知其形制如何。要对义渠国的历史文化做深入的了解，只有等待对战国义渠古城进行考古发掘。
二、义渠戎国古都
《汉书·地理志》载：“义渠道，莽曰义沟。”《汉书·百官公卿表》“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县邑之以道名者共二十九。义渠道一定“有蛮夷”无疑，其所居者当是义渠戎国遗民。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 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史记正义》曰：“地理志云：北地郡义渠道，秦县也。” “县义渠”当是在义渠国都所在地设县，义渠国都应是义渠国中最大的城镇。秦灭义渠设置北地郡，义渠国都在北地郡境内，很可能在义渠县置北地郡，我们已知西汉北地郡治所在马领县，东汉羌乱以后迁往富平县。战国义渠国的都城，秦夺取后很可能置义渠县，既为秦北地郡治所，西汉改为义渠道，东汉羌乱以后北地郡由原来的19县缩减为6县，义渠道随废。秦之义渠县，汉之义渠道，治所在哪里？尚需作深入的研究。
关于义渠地望记载的历史文献也不多见。《读史方舆纪要》宁州条：“义渠城，在州西北。”大概记载了方位，在宁州西北。《大清一统志》记载：“义渠故城，在宁州西北”，与《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相同。明嘉靖《庆阳府志》、清顺治《庆阳府志》、清康熙《宁州志》均不记载义渠故城，仅有乾隆《庆阳府志》卷十一《建置•古迹》宁州条，记载：“义渠故城，在州西北五十里，”有了一个确切的位置。《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秦北地郡治所义渠县、汉代义渠道均标注在今宁县西北、西峰东南的董志原上。《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记载：“义渠县，秦惠文君十一年（前327 年）置，后为北地郡治。治所在今甘肃西峰市东镜，西汉改为义渠道。”辛迪《义渠考》一文，引用《大清一统志》和张琦《战国策释地》，认为义渠故城在今甘肃宁县西北。以上都确定的是一个大体方位。
1.宁县西沟说
关于义渠的都城所在地具体遗址，1994年，习生《义渠故城考辩》一文，首先提出来义渠国都在甘肃宁县焦村乡西沟村。1996年，张耀民《义渠都城考证琐记——义渠国都在今宁县焦村乡西沟村》一文，主要依据班彪《北征赋》所走路线，认为义渠国都在宁州西北，从文献上论证义渠国都在今宁县焦村乡西沟村。1998年《考古与文物》第4期刊登李仲立、刘得祯、路笛文章《甘肃宁县西沟发现战国古城遗址》，文中称，今属宁县焦村乡西沟和森王两个村，南北狭长的大塬，其间的东西距离仅约1000米，南北1500米。今吴凤公路从中穿过，面积约为150万平方米，认为该遗址为战国义渠国都城遗址。
笔者2006年8月前往踏勘，所见西沟村遗址多为西周遗物，战国、秦汉建筑残件有之，但较为稀少，作为疆域广阔的义渠大国，其国都建筑残件过于稀少，而且，该遗址确实有1000×1500平方米，但实际上是属于不同时期的两个遗址。东边是一个常山下层文化与西周文化层叠压的文化，西边被沟壑残蚀的地方，有不连续的战国古城遗址，规模不过100×200平方米，够不上一个县城规模。回来再看李仲立等先生文章，发现该文图三·1，称红陶釜的陶器，描述为：陶釜2件“一件为褐色夹砂红陶，卷唇小口，圆腹，口径26厘米，腹上为横斜状粗绳纹，腹下及底部为篮纹。”据图，当为圜底器，早于战国，或为西周遗物，或为常山下层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在距离西沟遗址东北仅有15公里的西峰区董志镇南庙村米王自然村有一汉代古城遗址，面积290×450平方米，够得上汉代县城规模，笔者考得为汉代弋居县遗址。《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秦汉以后中国行政区划的划定基本形成了百里之县、千里之郡、万里之州的原则，在15公里之内，出现两个汉代县城，没有可能性。说明汉代的义渠道当不在董志原。
1985年，庆阳地区博物馆在西沟徐家村清理了一座西周晚期墓葬，出土铜、玉、石、蚌等器物169件。李仲立等在文章称：“我们这次调查中，在原来出土过西周墓的村民徐贵生的庄基内又发现4座早期古墓。”这是一座以西周文化为主的一座古城遗址，可能与《竹书纪年》所载：周宣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有关。文章结尾称：“《方舆纪要》说义渠戎在宁州西北。《清一统志》说义渠戎在宁州西北四、五十里。宁县西沟发现的战国古城遗址当是义渠戎国都城。”查雍正《陕西通志》：“义渠城，古义渠王国，在宜禄镇北。”宜禄县遗址在今陕西长武县浅水原。长武县北，即今甘肃宁县境内。笔者查阅《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却无“宁州西北四、五十里”的记载。仅有乾隆《庆阳府志》卷十一《建置•古迹》宁州条，记载：“义渠故城，在州西北五十里，”可见《甘肃宁县西沟发现战国古城遗址》一文引用之文献亦有出入。
在古代史籍均无记载的情况下，清朝《读史方舆纪要》开始出现“宁州西北”，乾隆《庆阳府志》进而出现“宁州西北五十里，”义渠在宁州西北是清代资料得出的结论，尚需考察更早的资料。
后来，笔者与李仲立先生交谈，他说，西沟遗址作为义渠都城可能站不住脚，希望你们在其他地方能找到更合适的遗址。
2.义渠道的方位
东汉末年，更始时，关中丧乱，班彪避祸凉州，作《北征赋》曰：
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
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
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
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
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
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
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
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
纷吾去此旧都兮，騑迟迟以历兹。
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
……………
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
据之班彪所走的路线是：发长都（长安）、历云门（云阳）、息郇邠（旬邑）、登赤须长阪，入义渠旧城（义渠）、过泥阳（治所在今宁县）、彭阳（镇原县彭阳村）、越安定（镇原县开边乡刘路庄）、吊尉（北地都尉孙卬）于朝那（宁夏彭阳县古城镇）、隮高平（宁夏固原）。 “乘陵岗以登降，息郇、豳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 “郇、豳之邑乡”与《后汉书·郡国志》“栒邑，有豳乡。”相印证。由此可见汉代人的观点，“豳乡”在栒邑，汉代的栒邑县治所在今陕西旬邑县职田镇，很明显，班彪先到栒邑，再到赤须长坂，再经义渠，过泥阳，明显义渠在泥阳与栒邑之间，在泥阳（治所在今宁县）东南，不是在宁县西北。所以从汉代资料得出第一次结论：义渠在泥阳与栒邑之间。
《后汉书•冯异传》：冯异封征西将军，收复关中地区，建武六年（30年），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冯异与隗嚣军争夺栒邑获胜，北地地方势力，按兵观望。“于是使异进军义渠，并领北地太守事。青山胡率万余人降异。”冯异从栒邑进军义渠，领北地太守。从进军路线看，义渠与栒邑或是接壤，或是距离不远。义渠如在今宁县西北，冯异从栒邑经过泥阳县，才能到达义渠。所以义渠治所当在栒邑（今陕西旬邑县职田汉遗址）与泥阳县（今甘肃宁县庙咀坪）之间寻找。从汉代资料得出第二次结论：义渠与栒邑接壤。
《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分三辅为六尉郡，师古注曰：“《三辅黄图》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义渠十县，属京尉大夫府，居故长安寺；……；长陵、池阳以北，至云阳、祋祤十县，属列尉大夫府，居城北。’”将义渠、栒邑列入三辅，说明义渠距离长安不远，在栒邑附近，不会到泥阳以北。从汉代资料得出第三次结论：义渠在栒邑附近。
3.古城遗址踏勘
2004年以来，笔者就注意收集栒邑与泥阳之间的汉代以前遗址资料，在栒邑与泥阳之间寻找义渠古城。2007年8月15日笔者对蒙家古城进行了实地踏勘，2013年9月12日笔者进行了复查，2015年9月26日，笔者和中国科学院盐湖所刘向军先生对该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取样。所见该遗址位于甘肃省宁县米桥乡蒙家村二队，位于正宁至宁县303省道南500米，属于黄土残塬早胜原的南缘，遗址南部有一高2.5米高台，东西宽450米，南北长410米，四周皆有城墙残留痕迹，周长1720米，折合277亩。
高台遗址东北角地理坐标：35°27′23.2 ″N， 108°13′05.3″E，海拔高1340米。高台东缘有残留城墙，外有城壕，壕宽20米，壕外有一高墙，南北40米，高6米，夯层13-14厘米，明显属于明清的堡子。内侧文化层，外有墙，应为城墙，墙有外伸部分，应为东门，东门外一沟头打破城墙，延伸至城内，沟宽约300米，深100米，名叫南沟安店沟，当为古时护城壕发育而成。
高台遗址东南角地理坐标：35°27′17.0″N， 108°13′06.6″E，高台南缘残墙夯层明显可见，可见夯层残墙450米，高2米，夯层厚10厘米，夯层内夹碳渣，最下层有较大沙粒。夯层沙反映了当时风沙较大，风沙南侵到今天黄土高原的中腹地带。南墙向东延伸，超出高台58米，明显是在高台筑城以前的城墙。加上南墙有夯层沙，说明南墙与其他墙不是同一时代所筑，可能更早。
高台遗址西南角地理坐标：35°27′16.7″N， 108°12′47.6″E，高台西缘可见明显夯层墙南北走向，残墙170米，其余都是高出地面的文化层，文化层厚2米，主要以稠密绳纹板瓦为主的建筑残件。
高台遗址西北角地理坐标：35°27′28.9″N， 108°12′48.4″E，高台北沿，高3米，可见文化层3米，绳纹板瓦非常密集。北护城壕清晰可见，宽20米，深3米，东西长450米。
高台文化层主要以粗绳纹板瓦、筒瓦为主，陶器以绳纹为主。明显属于秦汉遗址。高台周长1720米，在秦汉属于较大规模的县城，应具有郡城规模。
高台周围的原面，往西3-20米，发育一毛沟，沟深30米，宽78米，剖面上可见明显的文化层，沟西也有文化层，沟西原地进行探铲试探，下层还有文化层，文化层地面向西再延伸838米，文化层深1米，主要以粗绳纹板瓦、筒瓦为主，陶器多以绳纹为主，属于战国遗址。沟西今天油田钻井，开挖一壕沟，出现夯土城墙，地理坐标：35°27′24.1″N， 108°12′43.4″E。高台往北285米，进行探铲试探，下层亦有文化层，访问当地居民，在今303省道与进入坪子的交叉路口，修房时，低下一米多还有秦汉瓦片大量出土，说明西界达到这里，西界地坐标：35°27′29.1″N， 108°12′15.4″E。低原周围含文化层遗址面积1288×660米，周长3896米，面积850080平方米，相当于1275亩，在秦汉时期，远远超出郡城的规模（如图）。
从已知的规模可以推测，1275亩的遗址为战国义渠国都遗址，秦代在此置北地郡，作为郡治，今保留城墙残迹；高台遗址当是秦代义渠县，汉代在此设置北地郡附郭县义渠道。
庆阳市境内有黄土高原残原13条，其中董志原是黄土高原目前保留的第一大原（洛川原为第二大原）。多年来，人们一直讨论，以董志原为主的黄土高原远离河水，古代的城市会不会设置在原上，这些黄土残原古代何时得到开发？黄土残原又无险可据，设置县城、郡城，以至于设置都城，似不可能。笔者多年来也注意调查，董志原北部海拔在1400米左右，今天这里地下水位距离地面约50米，董志原南部海拔在1200米左右，今天地下水位距离地面约30米，义渠古城蒙家村遗址海拔1348米，今天地下水位距离地面约40米，如果凿井，上层均为黄土地层，凿到地下40米，即可出水。今天当地农户，家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水井，两边的沟壑都有泉水，看来在这里设置都城，饮水的问题完全能够解决。
有人提出，今天的凿井技术于古代无法比拟，古代的城镇设置在黄土高原上仍有困难。这个担心是必要的，十年来，笔者致力于泾河流域汉代郡县古城的考察与研究，北地郡汉代19县，安定郡汉代21县，其县城大多位于河谷地带的河流交汇处，但也有置于高原的县城，如西周、战国的西沟古城遗址（宁县焦村乡西沟村）、西汉弋居县古城遗址（西峰区肖金乡米王村张家沟畔）、西汉大要县古城遗址（长武县相公乡）、两汉栒邑县城（今旬邑县职田镇）、东汉北地郡附郭富平县县城（西峰区彭原乡李家寺村庙嘴头）、汉代鹑觚县（灵台县邵寨乡）、东汉朝那县（灵台县朝那镇）等遗址，古城周长都在1000-2000米之间，完全够得上县城规模，而且汉代建筑残件密集，就绳纹瓦片残留，今天至少可以装上1000卡车，这些都是汉代以前在黄土残原上设置郡县古城的铁证。
薛方昱《义渠戎国新考》一文，还提出了义渠都城在今甘肃宁县庙咀坪（今宁县城西1公里）一说。认为，“义渠”一名，疑为古羌语， 其意为“四水”，义渠国都所在地的今宁县庙咀坪（今宁县城西1公里），恰有四条水相汇， 也证明义渠一词在古羌语中为“四水” 之意。薛文没有提出庙咀坪为义渠的证据，笔者考得，庙咀坪为汉代泥阳县古城遗址。
义渠戎国在黄土残塬早胜原建都，距离关中较近，气候较为温和，降雨量相对陇东、陕北地区较为丰沛，易于农耕；占据此地，控制岭北地区，威胁以长安为都的西周和战国秦，加之这一地区易于养马，人善骑射，义渠戎国以此为据点，成为与周秦抗衡的基地。
三、义渠戎国的疆域
西周初，义渠戎国曾以四夷身份参加过成王朝会。“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这里的太原当是今天黄土高原最大之残原——董志原。东周时“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臯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东周平王时，义渠戎仍居泾北。
《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其意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均来源于义渠的领土。《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昭王立（前306年），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明确已经认为，秦灭义渠始置陇西、北地、上郡。
关于义渠的疆域问题，学界意见颇不一致。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周秦戎羌》认为，“起码陇西郡地曾为义渠所有”。郭殿忱《秦灭义渠及其地望考》一文，认为上郡始置于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陇西郡始置于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秦灭义渠的年代是公元前271年，秦灭义渠始置北地郡，北地郡始置于秦灭义渠的当年，所以义渠的疆域也就是北地郡的范围。郭殿忱排除了秦的疆域拥有陇西和上郡。潘政东、常步才《义渠戎族简论》一文，认为义渠戎国的疆域除北地郡外，陇西、上郡亦有其土地，而且向东发展到西河郡(今陕西府谷西北)。辛迪《义渠考》一文认为，“义渠地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的大部分,然义渠王城及活动地区主要还是在汉北地郡。”义渠疆域四至究竟到哪里？需要作出考证。
1.义渠戎国活动地域商周文化间有分布
1977年，甘肃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出土成王、康王时期的铜器，其中M1出土七鼎三簋，M2二鼎二簋，以及甗、尊、觶、爵、角、斝、秃、卤、斗等多种青铜器物； 周人最初是没有腰坑葬俗的，有腰坑的墓明显继承了商文化的因素，有的就是殷遗民的墓葬。周人墓葬有毁兵随葬，毁兵随葬是人为的、有意识的将青铜兵器进行不同程度的毁坏后再随葬的一种葬俗，毁兵随葬是周人的习俗，商人很少。白草坡西周墓既有周人的毁兵习俗，又有商人的窑坑葬俗，白草坡墓主人当是西周时从中原迁居于此，更多地接受了周文化而抛弃了殷商文化。泾川县城关水泉寺、玉都下坳、泾明乡、泾明蒜李、城关瑶池、城关镇蒋家、窑店乡西门、黑河乡焦村、党原乡等九处出土商周青铜器，证明当时商周的统治范围达到平凉。1981年8月，甘肃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温泉村西庄生产队韩家滩庙嘴发现商周墓葬，墓葬为土坑竖穴，骻下有圆形腰坑，内葬一只小狗，出土器物共四十六件，有青铜器鼎、爵、觚各1件，残戈一件，其中爵鋬内有铭文“鸟且癸”三字，其中“鸟”为族徽。报道执笔者许俊臣、刘得祯、李红雄认为墓葬属于西周早期或商代晚期所铸造。笔者根据既有周人的毁兵习俗，又有商人的窑坑葬俗，同时，周人不用族徽，认为温泉韩家滩墓葬属于商代墓葬或是商代的先周文化。西峰董志乡野林村瓦畔还出土商代玉戈1件，说明商周时期，义渠戎生活的庆阳地区同时也是周人的分封地。1981年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孙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一鼎一簋，以及其他车马辔饰以及青铜兵器等物。证明西周的统治达到固原一带。
从商周文物出土地域看，商周统治势力已经达到今天的平凉、庆阳、固原、陕北地区，义渠戎在这一地区建国是在与商周的不断冲突中进行的，但商周文化分布并不密集，正也反映了义渠戎国的存在，义渠戎人与商周诸侯片面交错。
2.秦北地郡原来是义渠戎国的核心区
秦北地郡始设于公元前271年。如若陇西郡、北地郡、上郡是秦灭义渠以后，利用义渠故地而设的三郡，义渠国之疆域就非常广阔。那就包括今陇西、陇东、陕北、宁夏、内蒙鄂尔多斯地区，相当于今天甘肃天水、定西、平凉、庆阳，宁夏自治区，陕西延安、榆林等地区，与汉代良家子名将多出的六郡之地相同。有如此大的疆域，似乎不大可能。
《史记·匈奴列传》载：春秋时，“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莫能相一”，当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宁州、庆州，西戎，即刘拘邑城，（周）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也。”《括地志》成书于初唐，《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晚唐，新旧《唐书•地理志》成书于宋代，唐代的三部地理著作，保存了唐代不同时代的行政区划。唐初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唐代宁州治所在今宁县县城，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城县，初唐的宁、原、庆三州，相当于今天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宁夏固原市所在地，即所谓的陇东地区。毫无疑问，这里是义渠戎国的领土，或者说是义渠戎国的核心区。有人推测义渠都城在宁州治所（今宁县县城庙嘴坪），秦为北地郡治所。《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义渠，西戎国名，秦取之以为县。班志：义渠道属北地郡。《括地志》：宁、庆、原三州，秦之北地郡也。”
战国秦灭义渠控制本地区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秦厉公六年（前471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至周贞王八年（前461 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踰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从此各国已将戎族荡平，秦灭大荔，取其地，中国无戎寇，唯有义渠戎国。这一时期，秦通过战争孤立义渠戎国。第二步，《史记·秦本纪》又载：秦厉公二十三年（前454年）“伐义渠，虏其王。”虽虏义渠王，但是并不是说义渠国从此就灭亡了，《后汉书•西羌传》载：“至贞王二十五年（前436 年），秦伐义渠，虏其王。但后十四年（前422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史记·秦本纪》载：在秦躁公十三年（前430年），“义渠来伐，至渭南。” “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操，人名。庶长，秦爵）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义渠臣服于秦的时间《史记·秦本纪》明确的年代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 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正义曰：“地理志云：北地郡义渠道，秦县也。” “县义渠”很可能是在义渠国都所在地设县，这时义渠君为臣，但义渠国依然存在。这一阶段是义渠国与秦长期征战，至此臣服于秦。《史记》《汉书》所记时间一般用“其明年”、“后四年”、“后百许年”义渠臣服于秦的时间确定为：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年），这样以下时间亦可确定。第三步，“后八年（前319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县名，治所在今庆城县）；后二年（前317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李伯，地名，未详）；明年（前316年），秦伐义渠，取徒经二十五城（徒经，西汉县名，属西河郡）”取徒经二十五城，可能是取得徒经地区的二十五城，也可能是取徒经等二十五城。《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改元十年（前315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看来后者的可能性大。《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昭王立（前306年），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可见，至公元前272年，秦国正式灭掉了义渠国。可见秦不断的蚕食义渠城池，最后诈杀义渠王，拥有义渠王地，置北地郡。
秦北地郡就地理形胜来说是关中的北部屏障，是周、秦、汉、唐关中做都各王朝拱卫京畿的军事防御圈层，历史时期夺取关中的许多战争都是先夺取关中北部的这一地区。义渠戎国控制这一地区八百多年，严重威胁西周王朝的安全，在秦兴起的过程中，义渠与强秦的抗衡长达200年。
3.秦陇西郡非义渠戎地
前引《后汉书•西羌传》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臯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明确认为，周平王末（前720年）陇西主要有狄、豲、邽、冀之戎，而不是义渠戎。《史记·匈奴列传》亦载：春秋时，“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秦穆公时期（前659-621年）陇山以西被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占据，陇西没有义渠戎国属地。
周孝王十三年封伯益之后非子居犬丘，建邑“秦”地，为周王养马，以和西戎，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尤其是周厉王及共和之际对周边地区的失控，西戎乘机大肆反叛，秦人担当起为宗周防范西戎保卫西陲的重要任务。以秦仲为大夫，代天子以伐西戎。《竹书纪年》称：“王命伐戎，不克。”在秦仲二十三年（公元前822年），秦仲被西戎杀死，《史记·秦本纪》载：“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史记·秦本纪》称：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 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从秦仲开始到至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始置陇西郡，秦人与陇西戎族争夺了560多年，陇西随被秦控制，义渠在陇西没有立足之地。
秦最早在陇西伐邽、冀戎。《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史记集觧》：“駰案：《地理志》陇西有上邽县，应劭曰，即邽戎邑。冀县，属天水郡。”关于冀县治所，徐日辉认为，上邽古城座落在今清水县城北二里处，牛头河北的第二台地上。雍际春认为邽县治地即是今北道区所在地。苏海洋认为，邽县故城应该在今天水市区内。
绵诸戎，居陇西。长期与秦作战，马非百认为“秦穆公时出名的由余就是绵诸派遣至秦的。”秦厉公六年（前471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厉共公二十年（前457年）“公将师与绵诸战”，惠公五年（前395年）秦“伐绵诸”。自秦惠公兵伐绵诸之后，再也看不到关于绵诸的记载，绵诸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秦灭绵诸，遂取该族之名为其地称。《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绵诸道。徐日辉《古代西北民族“绵诸”考》一文认为，在天水市四十五里即是今天水县东的社棠公社绵诸大队，并认为绵诸活动的范围大体为今天水地区一带。王世刚根据《括地志》秦州秦岭县条：“绵诸城在秦岭县北五十六里”的记载，据秦岭县治天水市北道区伯阳镇，其北五十多里处，清水县贾川乡林河村灵子城，林河南岸二级台地建至山腰，南高北低，东扼水口、西控金集梁。雍际春随后进一步做了报道。
关于狄道，《后汉书•西羌传》周安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汉代有狄道和豲道。狄道当是秦灭狄戎所建，豲道可能就是秦灭豲戎所建。《汉书· 地理志》记载：狄道是陇西郡的首县。 颜师古注“其地有狄种，古云狄道”。狄道治所一般认为在今临洮县，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设置陇西郡，郡治就在狄道。《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将狄道县治标注在今甘肃临洮县城。
豲，豪猪，与“”、“獂”同。 《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西斩戎之獂王”集觧“駰案：《地理志》，天水有獂道县，应劭曰獂戎邑。”《汉书·地理志》载：“豲道，騎都尉治密艾亭。”豲戎和豲道，方位不明，徐日辉认为，獂道治所在今甘肃武山县的鸳鸯镇一带。据平凉市原博物馆馆长刘玉林先生讲，在静宁县李店乡古城不远，1984年清理了两座墓葬，墓葬木棺用方形木头做成，有30厘米见方。出土有铜质蒜头壶（今存静宁县博物馆），壶内装有酒。同时出土铜鼎1件，铜剑1把，有木柄痕迹。出土银印1件，印文为“豲”，铜印1件，印文为“豲司马”，今存静宁县博物馆。出土漆器几十件，出土陶罐内装有秦“半两”。在墓葬南约10米，发现一车马坑，出土单辕车，出土玉璧20多件。笔者2010年1月29日，在静宁县博物馆亲眼所见，印文为 “豲”的银印和印文为“豲司马”铜印。这与《史记》所载陇西有豲戎在陇西的地理位置相合，豲戎的生活地望应在今静宁县李店周围。笔者2010年1月20日对静宁县李店古城和威戎古城做了考察，威戎古城位于静宁县威戎乡，古城规模大，品级高，古城附近墓葬多，有大量墓葬被盗，木炭遍地都是，可见遗址南北距544米，东西距238米，面积200亩，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县城；而李店古城，位于静宁县治平乡刘河村、李店镇王沟村、五坊河村三村交界处，川道不宽，古城较小，文化层不密集，秦汉代古城被南山滑坡掩埋，宋代古城保存，说明此滑坡早于宋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李店古城为成纪县，笔者认为李店古城就是秦汉豲道治所，威戎古城才是秦汉成纪县治所，由于滑坡，秦汉古城被掩埋，现保存宋代城墙南北230米，东西464米。《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二年（前47年）“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实地所见，滑坡以后河水改道，很可能豲道就毁于此次地震。由于这个问题不是本文主旨，在他文讨论。
早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国就在陇西设置邽、冀二县，惠公五年（公元前395年）秦“伐绵诸”，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西斩戎之獂王”，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设立陇西郡，邽戎、冀戎、绵诸戎、豲戎、翟（狄）戎等相继被秦所征服，同时说明陇西地区没有义渠之戎。义渠戎在秦北地郡、上郡境内。在秦北地郡还有大荔戎、朐衍戎、乌氏戎，是属于义渠戎之外的戎族。
大荔戎，当在洛水流域。前引《后汉书•西羌传》载：“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臯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史记》厉共公十六年，“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集解曰：“广曰：后更名临晋，在冯翊。《索隐》韦昭云：……秦本纪，厉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后更名临晋，故《地理志》云：临晋，故大荔国也。《正义》括地志云：同州冯翊县及朝邑县，本汉临晋县地，古大荔戎国，今朝邑县东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元和郡县志·关内道》同州“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其地属秦，本大荔戎国，秦获之更名曰临晋，魏文侯伐秦，秦筑临晋，今朝邑西南有故城。……后魏永平三年改为同州。”大荔戎国都城，秦夺取改名临晋县，汉代因之，北魏改名同州，唐代因之。1958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撤消朝邑县，并入大荔县，改为朝邑镇，大荔戎国古城当在今大荔县朝邑镇。
朐衍戎地，秦设有朐衍县，汉代沿袭，为北地郡所辖。《汉书•地理志》“朐衍，县名，在北地。”史记正义“《括地志》云：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陈永中《朐衍、盐州、花马池考》一文，做了考察，认为宁夏盐池县北的张家场古城遗址，是秦汉时期的朐衍县遗址，并据此推测，朐衍之地，大致是今甘肃环县，陕北定边和宁夏同心、盐池一带。
乌氏戎地，秦汉置乌氏县，笔者《从居延E•P•T 59•582 汉简看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一文，做了考证，在今平凉东十里铺泾河北岸阎吴沟的高阶地上发现汉代遗址，是为汉代乌氏县治所。乌氏戎族活动地也大体确定在今平凉崆峒区周围。
大荔戎在泾北渭、洛之沮，今陕西大荔县；朐衍戎在毛乌素沙地南缘宁夏盐池县一带；乌氏戎在泾河流域今平凉一带，说明秦北地郡这一带也不属于义渠戎国。
4.秦上郡亦有义渠戎国属地
义渠戎国东界当包括上郡的南部地区，今陕北延安市大部、榆林市南部地区。因为《史记•匈奴传》记载，三家分晋时，“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惠文王（公元前337-325年）拔义渠二十五城，《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16 年，“秦伐义渠，取徒经二十五城”，徒经，县名，秦与汉初属于上郡，后属西河郡，也说明义渠曾控制靠近晋陕黄河附近的今陕北部分地区。魏国、义渠、秦国在上郡、西河地争夺过程就已经轮廓清晰：魏先有西河、上郡地，义渠筑城自守，而秦蚕食，最后秦尽夺之。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虽然“县义渠，义渠君为臣。”但由于魏国的挑拨，义渠加入了魏、韩、赵、燕、楚五国伐秦的行列。《史记•张仪传》“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犀首即公孙衍，以中原无事，秦就要对义渠烧杀掠夺，如果中原有事，秦将亲使重币同义渠交好，以秦对义渠的惯常做法说动义渠参与自己的合纵大计，义渠可能由于对秦夺取徒经等二十五城的报复，出兵袭击秦，攻占李伯等地。
概言之：义渠戎国先有上郡地，三家分晋时，魏有河西、上郡，与义渠戎界边，而秦稍蚕食义渠上郡之地，至于惠王秦伐义渠，取徒经二十五城，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秦置上郡，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接着义渠加入了魏、韩、赵、燕、楚五国伐秦的行列，攻占李伯等地，力求收复秦所夺取的上郡地。
5.义渠戎国的疆域四至
前已述及，义渠国的西界不包括陇西，当以陇山为界。义渠的东界，当在一定时期控制过晋陕黄河西岸。
义渠北界以战国秦长城为界。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如郭殿忱所说，“秦最后灭掉义渠，新设置的北地郡正介于陇西、上郡之间，于是秦得以筑长城，西起陇西，东迄上郡，用以拒胡。”然而《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昭王立（公元前306年），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范晔则完全是按照《史记》的记载做出的推测。在今天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宁夏固原市所在地北部，战国秦长城经过宁夏固原、甘肃镇原、环县、华池县、陕西吴起县、靖边县等地，秦昭王长城是陇西郡、北地郡、上郡的北部边界线，北部与胡接壤，经过了今天甘、宁、陕、蒙四个省区，临洮、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西吉、固原、彭阳、镇原、环县、华池、吴旗、志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准格尔、安塞、子长、子洲、绥德、米脂等23个县旗。总长度约为1775±50公里。秦昭襄王的北部边境线如此之长，可见义渠国版图当在战国秦长城以南，也不会像有些地方所说，包括秦始皇时期的北地郡全境，将银川平原和整个鄂尔多斯全包进来。义渠国属地，就北地郡而言，也只是战国秦长城以南的陇东地区。北部边境与胡人（匈奴）接壤，当也不免有所争夺，也会有边境线的进退伸缩，疆域最大的时候，北境也不过以横山为界。
薛方昱《义渠戎国新考》认为，义渠疆域包括战国秦长城以北整个上郡地区，不妥。
义渠国南界在哪里？前引《史记·匈奴列传》载：春秋时，“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岐、梁山、泾、漆之北，均指关中北部“北山”以北，北山就是：陕甘黄土高原南缘与关中盆地过渡地带上一系列以灰质岩为主的石质山丘，与周边的地貌迥然不同，明显高于周边黄土丘陵，虽然山体顶部有黄土覆盖，但基岩裸露高，并形成石质断崖，不易修路，翻越此山需绕行很多路。古人从长安北行，从东到西绕不过此山系，向北翻越此山后，地势较为平坦，故称为“岭北”，“岭北”成为另一个地理单元，当包括今甘肃的平凉市、庆阳市，陕西永寿梁以北的长武县、彬县、旬邑县、宜君、黄龙等县。
概言之，义渠的疆域南至关中的北山，即鄂尔多盆地的南缘；北以战国秦长城为界，疆域最大时，北境也不过以横山为界；西至陇山；东到晋陕黄河沿岸（如图）。这里是黄土高原中腹地带，亦即秦初的北地郡南部和上郡之地。
四、义渠的族属
关于义渠的族属、族源问题，以往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岑仲勉先生《三伏日纪始》，提出义渠为吐火罗族的说法。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一书，引用了此观点。余太山先生认为义渠与允姓之戎同源。薛方昱《义渠戎国新考》一文，认为义渠戎其先为商代的獯育、西周的玁狁， 西周末年，玁狁即犬戎强大起来，破镐京，攻助申后杀幽王于骊山，语言属汉藏语系；潘政东、常步才《义渠戎族简论》一文，提出“义渠戎又称犬戎，属于羌戎的一支。”武刚、王晖《义渠东羌考》一文，依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 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提出义渠国就是东羌的一支，在秦灭国后，义渠并未就此消失，而是以相对独立的姿态一直存留，同时也构成了两汉羌祸的主力。
义渠是否獯育或犬戎，《后汉书•西羌传》称：在商代“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踰梁山（在今好畤县西北）而避于岐下。”古公亶父迁岐的主要原因是“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史记•周本纪》曰：“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古公亶父迁岐是受到薰育戎狄的进攻。而《竹书纪年》载：商代武乙“三十年（公元前1118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反映了商代末期，周先祖伐义渠戎。同在商代武乙时期，留下了周人受到犬戎、薰育、义渠的攻击的史料，那么，能否将犬戎、薰育、义渠等同起来呢，看来还是不行。义渠戎兴起于古公亶父迁岐之前的商代武乙时期，犬戎杀死周幽王灭西周时，义渠戎国同时存在，历史文献却未提及义渠戎国参与杀死周幽王，说明犬戎与义渠戎还是有所区别。
义渠戎兴起之时，当在公刘迁豳之前的商代早起。合水九站寺洼文化墓葬夹杂了个别先周文化的陶器，并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反映了寺洼文化与先周文化的融合。义渠文化的源头可能就是寺洼文化，寺洼文化——犬戎——义渠古国，当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辛迪认为：“义渠本身就是族称，和匈奴、鲜卑等民族一样，既是国名，也是族名，最后成为氏名”笔者甚是赞同这一观点。“义渠”是国名，是族名，也是氏名，而不是像以前人们认为义渠属于羌、或属于狄，或属于吐火罗族。宋代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辩证》曰：“《风俗通》：义渠，狄国，为秦所灭，因氏焉。”这里的“狄国”明显是北方民族的总称，不是狄族的专称，因为接着说“因氏焉”。宋代鄭樵《通志·氏族略第二》：“以国为氏” 之“夷狄之国”有“义渠氏”这些都是最好的证明。义渠作为族名出现在商王武乙三十年（前1118年）“周师伐义渠, 乃获其君以归” 。西周早期， 成周之会，诸侯致贡“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 商周时期的信息，仅仅是说明义渠作为一个民族是存在的。《通志·氏族略》引《风俗通义》云: “义渠氏，狄国，为秦所灭，因氏焉，汉有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义渠安国当是义渠后人以种为姓。
五、义渠戎的生产方式
关于义渠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王文西《义渠社会经济略论》一文，认为义渠从事农业，主要出产粟和黍稷、菽麻等；畜牧业主要养殖与匈奴同，马、牛、羊外，还有驝駞、驴、骡、騠、騊駼、驒騱等；手工业青铜制造业、酿酒、冶铁业、玉器制作、建筑业、皮毛制作等。 《义渠年表》一文将《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逸周书· 王会解》《后汉书· 西羌传》等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编制义渠年表，为研究者提供了义渠的年表系列，甚为有用。
1.义渠的农业
义渠戎继承了陇东、陕北地区很早就有的农耕。周新郢等将正宁县宫家川仰韶文化早期史家类型（距今约6500年）、吴家坡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500年）、宁县阳坬仰韶文化半坡晚期（距今约5000年）、镇原县常山下层文化（距今约4800年以内）、西峰南佐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4500年）、灵台县桥村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和合水县鱼儿坬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等史前人类活动遗址进行作物种子分选，发现栽培作物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其中黍（糜子）、粟（谷子）、水稻、大豆等多样化农业有所发展，到仰韶文化晚期随着本地区聚落数量的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 这里已经是原始农业的中心。陕北地区农业出现也比较早。包括龙山和夏两个时期的石峁遗址就浮选出大量农作物种子，主要是谷子和糜子，其中以谷子为主，其它植物遗存基本上以干燥偏沙地杂草为多，另外还有一些典型沙地植物种子。义渠戎当是以农业为主，兼顾畜牧业，是一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一些学者，认为义渠过着游牧生活或在陕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都是没有依据的。
《史记·周本记》云：“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周先祖在夏末来到庆阳一带。《礼记·王制》曰：“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戎人被发衣皮，狄人衣羽毛穴居。周人奔戎狄之间时当时本地区居民应该以经营牧业为主，至少农业比较原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经过公刘努力，农业得以恢复，《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本地区完全变成了一片农业景象。古公亶父迁岐以后，本地区又被戎人占领，但农业生产不会被抛弃。
2. 义渠戎的农作物
义渠戎的农作物，亦可做出推测。义渠戎在当地从事农业活动的农作物，当是在周先祖培植农作物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至少不会倒退。义渠戎的农产品不会少于《豳风•七月》所反映的作物品种。“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黍、稷、禾、麻、菽、麦、稻、瓜、桑均为其农产品均已具备，《豳风•七月》还描述了林果栽植情况：“六月食郁及薁(“郁”李的一种、“薁”野葡萄，当人称莓子)，八月剥枣”，李树、枣树、莓子已经培植出来了。“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祭祀还使用酿成的酒，宰杀羔羊，反映本地区农牧业的兴盛。
3.义渠戎有牧业，但绝不是游牧
《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索引言：重于耕稼也）。重为邪（正义：言关中地重厚，民亦重难不为邪恶）。”及在这一带以农耕为主。《汉书·地理志》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迁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 周人从后稷开始，就以农立足，王文西《义渠社会经济略论》一文，探讨了义渠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虽没有提出证据，其推测基本是正确的，只是忽视了义渠的制陶和砖瓦烧制的手工业。
义渠戎所生活的地区，是黄土高原中腹地带，这里南部是黄土残塬，北部是黄土丘陵沟壑区，不是北方草原，电视连续剧《芈月传》似乎把这一地区错当蒙古高原。就其所处干旱半干旱区的地理环境而言，义渠戎国从事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对牧业存在误解，认为牧业就是游牧，其实《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很多人都忽视了“各有分地”这句话，韩茂莉《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一文，做过研究，认为游牧，不是居无定所，而是在“各有分地”的范围内的季节性迁移。义渠戎国有牧业生产，但肯定不是游牧，也不是逐水草而居，只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从事放牧作为农业的补充，个别农户也可以以放牧为主，以农业作为补充。这种生产方式完全是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所决定，不存在先进不先进的问题。薛方昱认为，义渠的生产方式，在陇东地区南部之川、塬区以农业为主，在其北部山区和草原地带以畜牧为主， 但却不是一个居无定处，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这点笔者甚为赞同，只是无论在南部塬区还是在北部黄土沟壑区，都只能是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这点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义渠的当时生产力决定的。
至于像王文西所说：义渠“已经懂得穿渠引水，灌溉农田”，则可能性不大。这里的农业向来都是以旱作农业为主，在黄土川道上要有少量的灌溉完全能做到，但是，由于河流摆动，台地忽左忽右，并不连片，即使引水上到台地，灌溉有限。最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培育的旱作农业作物品种，在作物播种、拔节、抽穗时只要有适时地降雨，就保证能获丰收，至今当地有提水灌溉的条件，但很少有人使用水田，因为提水只能解决很少面积的灌溉，而且成本较高。
义渠戎从事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秦代北地郡，汉武帝时分为北地、安定两个郡，汉代北地郡置县19个，安定郡置县21个，这里汉代农业比较发达，也没有放弃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后汉书》称：“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当地居民不会放弃利用当地山坡饲养牛、马、驴、羊，也不会不利用附近的山林采摘山货。《史记》称：义渠“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正是适应当地地貌破碎的地理特征。有一种“锯牙、食虎豹”叫兹白的动物，可能是类似于藏獒一类的牧羊犬。
4.义渠戎国的手工业
义渠戎国应该有铜器铸造。长武碾子坡赵家庭院出土质地为红铜的铜鼎2件、质地为青铜的铜瓿1件，均属于先周文化。其中2件红铜鼎铸造工艺尚不成熟，这种青铜工艺能否传播给义渠戎国，尚是一个未知数，目前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国的青铜器，均属于“北方系青铜器”。1972 年《文物》第7期，载陕西省泾阳县出土青铜器十一件，其上皆有一铭文符号，其形状象一水绕城而过，李白风先生将其释为‘渠’字。王文西错认为属于甘肃省，并由此认为：“出土地点，正当义渠故地。显而易见，这批青铜器为义渠所制造，铭文为其族徽。”显然是误解，今陕西泾阳县属于秦的核心地带，不在义渠戎国的地域范围内。
义渠戎使用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来源于北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宁夏固原西郊、杨郎、三营、头营、彭堡、河川，彭阳县草庙、刘塬、崾岘、新集、古城，西吉县新营、偏城等地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车马饰件、金铜牌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均系属于“北方系青铜器”，即匈奴系青铜器。甘肃省宁县平子乡袁家村，西峰什社乡塔头村、董志乡冯堡村、后官寨乡马寨村，庆城县赤城乡李沟村，镇原县庙渠乡庙渠村、孟坝乡吴家沟圈村、太平乡红岩村，正宁县山河乡后庄村等地进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其中的青铜兵器与宁夏固原出土的秦代青铜器基本相同，有的与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宁夏固原县匈奴墓、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匈奴墓出土的相同，属于“北方系青铜器”。春秋战国当地的居民使用的兵器是自己锻造还是从匈奴手中夺取，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根据义渠戎国的武力强大这一点看，其兵器当是自己铸造为主，但其铸造技艺可能来源于北方匈奴。
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出现，义渠戎国理应使用铁器，但由于冶炼技术的限制和铁矿的稀有，铁器不会普遍使用。
在义渠的古城遗址中，陶器残片和瓦片为主的建筑残件十分密集，反映了义渠的制陶和砖瓦烧制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义渠古城文化层中残砖稀少而瓦片密集，说明义渠古城的建筑不一定大量使用砖，也可能使用土坯砌墙，但屋顶要普遍施瓦。调查当地居民今天的生活，将黄土夯打成土坯叫“墼子”，刘再聪研究了汉简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记录的的西汉以来河西走廊地区的墼也是土坯。我们调查发现，黄土高原居民使用土坯“墼子”砌墙，建筑物毁坏以后，墼子还原于黄土，不至于出现大量的建筑垃圾，可见墼子是一种十分环保的建筑材料，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用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所在。当地的降水量在400—700毫米之间，如果房屋不施瓦，很难抵御夏秋雨季的雨水下渗，所以义渠古城瓦片极为丰富。义渠古城残砖稀少而瓦片密集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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